日本所藏中国古籍版本的数量和质量，是版本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杨振宁教授曾送我一本《日本の国宝》精装本，那时候这种信息很少。我对其中的中国古籍善本“国宝”特感兴趣，请同事翻译出来，但看了却不过瘾，太简单了。
我一直认为日本所藏中国古籍善本
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也很难去日本专做此事。一是这样的专家本身就少得可怜，自己单位的事都忙不过来，还有自己研究的题目，加上哪来的巨额经费？日本方面能允许且配合吗？这都是难题。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善本确实很多，尤其是在美国、日本。1986至1987年，我在美国作研究，看了不少东亚图书馆藏的中国善本书，直至今天，我都不敢有将全美所藏善本作一联合目录之奢想。因为那需要大量的经费，需要几位真正懂得版本鉴定的专家。而这二者我都无法解决。
最近，读到了严绍?教授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简称《书录》），连同附录、索引等共2336页，三大册。据严教授自序，他说三十余次进入日本，讲学之余，立下雄心壮志，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编成了这本《书录》。他不仅对多家日本藏书单位的中国古籍善本进行调查摸底，还将小部分的图书记录在目，汇集一起，作了备考。他在日本期间，几乎将收藏在日本的“国宝”全部经眼。他是中国学者中见到日本藏中国善本古籍最多的人，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做了前人所不能做的事，可以使中国学者及海外的所有汉学家在做版本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时节省不少时间。
这么一部花了12年写就的大书（1987～1999）出版后，既有报章整版的报道，又有学术座谈会，一片叫好声。责任编辑崔文印先生深知其书之重要，费了不少心血，修正了不计其数的错误，甚至是“恨铁不成钢”，“拍桌教训，怒不可遏”（严氏自序），这着实令人感动。
如此书评
崔文印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专门写了三篇书评，发在《书品》2007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简报》上。一位责编如此接二连三、不遗余力地撰写书评，这种强力推荐我觉得似乎有点过头了。但正是崔先生的书评，促使我将这本《书录》和书评对照看了一下。
崔在《功不负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说：“本书也有两项创新，一是注明该书的册数。二是注明该书收藏在日本何处。”这算是什么“创新”？可能崔先生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他不知道一张善本书的卡片上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这是最基本的著录。《书录》是类似日本的部分汉籍善本联合目录性质，不注明藏于何处，编它又有何用？居然将这种常识性的著录当作“创新”，真不知崔先生对于古籍版本著录是无知还是什么。
崔先生专门引严先生著录的《礼记正义》（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藏本）来举例，证明他用按语形式补充正题：“按，此本行款格式，与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相同，唯仅存卷六十四。全书纵32.5CM，横20CM。卷中有元人修补，修补叶版心见元人刻工姓名俞荣、茅文庞、茅化等。本版木板于入明后移存南京国子监，卷中间有明代修补。封面系新补，蓝色绢纸。此本大约系民国初年由清内府大库中流出之零本。”崔文说：“对该书的版本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同时还对该书流归日本的时间等作了推断。”
我以为严先生如能写出以上的文字，版本学的知识应该较为丰富。但他并不是版本学家，我很怀疑这种文字是他能写出来的。果不其然，经人指点，我才了解到文中的什么存卷数、尺寸、元人修补、元人刻工姓名、移存国子监、封面新补及蓝色绢纸、民国间由清内阁大库流出之零本之语，全部抄录自日本学者阿部隆一的《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308页。
崔先生在另两篇大作中又举了《周易注疏》（南宋初刻本，陆子?手识本，日本国宝）的例子，并了用1600字来证明严先生对此书的按语“体现了严先生对版本目录学的学识和考订之功”。但是，不查不知道，严先生的按语全部“抄录”自《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246页。
阿部先生的著作中将藏于日本的中国宋元版经部汉籍作了极为详细的著录，严先生在《书录》里全部或大量地抄录，并不注明出处，而是作为自己的发现和心得，这说明了什么？崔先生专门举例的书就已存在着几乎全部“抄录”的事实，那其他数百种呢？是否也属于“自己的发现和心得”？
崔先生说：“更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部分图书能做到这一点还不稀奇，可贵的是，《书录》所著录的万种图书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不能不对绍?兄所下的功夫表示深深的钦佩了。”崔先生对《书录》中的每一种书的文字都认真读过，他不应该这样讲假话。
我读后就发现《书录》中没有内容介绍的书太多了。以集部别集类（明代）举例，1335种书中，涉及内容介绍的仅40种左右，只是一个零头。翻遍全书，竟没有一个作者有简历。想必是严先生没有时间，因为这很费时间的，有不少明代的作者或许只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不写内容、简历也还过得去，凑合吧，但既然是书录，那著录的每种善本都应有行款吧。可是翻来翻去，没有行款的居多。还是以集部别集类（明代）来说，共170页（第1634～第1804页），1335种善本中有行款的仅30种。行款是鉴定版本的辅助依据，如果数错就很麻烦。这也可能是没时间去做吧。
写了这么30来种，崔先生就“钦佩”了，就认为是“扎实严谨的学风”，“执着、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不计名利献身学术的勇气”，“亦足以垂范后世”（崔文印，《根深实遂，膏沃光晔――读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可是，请问崔先生，对于1200种什么说明都没有的，您该怎么说呢？
崔先生说：“我将绍?兄的大著与国人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和日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二书作了对比，深感绍?兄的大著不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著录的深度与广度来说，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崔先生还将严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比，指出：严著所收日藏汉籍10800种，超过了《四库》的10254种。认为：四库“耗时十多年得以修成，其著录量与严著约略相等。然而严绍?先生这部《书录》收典籍10800种，却是凭他一人之力完成的，这种坚韧的毅力，着实超越前人。”
我真不明白，崔先生究竟有无知识，竟拿《书录》去和《四库全书总目》相比，那能比吗？崔不是说严书“在规模上超越前人，不是一倍两倍地超越，而是十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地超越”吗？数量是多的，但大量的书是抄自日本人的目录，而不是自己撰写的书录。如果光是抄日人的书本目录，那谁不会？一般大学生也能做，何必有劳严导亲自为之呢？
再说，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崔先生读过吗？杨是版本学家，对文献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杨氏在日期间，苦心搜访佚书，真是历尽艰幸，不然长泽规矩也先生也不会将他目为“杨疯子”了。即以《日本访书志》来说，博雅慎思，考订精详，堪称目录学之力作。崔先生又怎么能把严书和杨著去作比较呢？真要比较的话，虽然崔氏所说的“广度”，严书多倍于杨著，然而在崔氏说的“深度”（指内容）上，可就高下悬殊，天差地远了。严书和杨著，相去岂能以道里计！
崔先生说：“这些资料的收集，正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它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资料都是日本固有的出版物，无非是收集及利用的问题，严先生大量抄录日本学者的成果，反而看不出《书录》中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撇开大量的抄录，“多方面研究成果”在哪儿呢？崔先生还说：“我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的这一成就是无可取代的，它的价值必将在学术界长期彰显，并流传下去。”质量是信誉的保证。如果质量不过关，前提已经没有了，还侈谈什么“价值”？
错误举例
著录重在版本项之准确。这一条如果做不到，那误导研究者大焉。
《书录》把丛书零种和单刻本混为一谈。《书录》第一册第一页第一种书《京氏易传》三卷，版本项作“明毛氏汲古阁刻本”。此处有误。它实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津逮秘书》共十五集，收书141种。第二集里共11种，《京氏易传》是第一种。此外，第三页的《王氏易传》、《周易举正》都是《津逮秘书》的零种。再以集部别集类（汉魏晋人别集之属）的第一页举例。此页共计著录9种善本，稍稍一看，竟有6种版本项错误，即把丛书零种当成了单刻本。在版本学中，丛书零种和单刻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书录》中这类错误很多，至少百处以上。
作者问题。如《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总共十一部，作者有时作黄履成编（四部），有时作黄履翁编（六部），还有一部无作者名。研究者看了，莫衷一是。大约严先生自己也不清楚。实际上应作黄履翁。
不少书的版本项交代不清楚，只会照抄日本人的著录。如《诚斋诗话》一卷，版本作“古写本 鲍渌饮手写本 劳?卿手识本”。“古写本”，是古代的写本、唐写本、宋写本、元写本？还是明初抄本、明抄本、明末抄本、清初抄本、清抄本？实际上，严先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这部书是鲍渌饮手抄的。渌饮是鲍廷博的号，?卿是劳格的号。这个版本并不“古”，应该是清乾隆、嘉庆间的抄本，准确的版本著录应作“清鲍廷博手抄本 清劳格跋”。又如《尚书金氏注》，作“旧写本”。“旧写本”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不知道什么时代的。如是周星诒时所抄，那就作“清抄本”。又比如《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十一卷，作“周松霭影写元刻本”。正确的著录是：“清周春抄本”（备注项写上：据元刻本影抄），或“清周春影元抄本”。日本人可能不太知道周春号松霭，但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查一下的。而且，作者前面是要冠以时代的，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作者是唐宋元明清，哪个时代的呢？看来，严先生一开始就不懂如何著录，也不去请教图书馆里的古籍编目专家，以至一错再错。
《书录》中不少清人学者如黄丕烈、顾广圻等，都作“黄荛圃手识本”、“顾千里手识本”。这种例子太多。手识应作“跋”或“题识”。正确的著录是：“清黄丕烈跋”、“清顾广圻跋”。中国版本术语中几乎不用“手识”。这是严先生首创的新名词，还是照搬日本人的著录？正规严谨的著录规则是必须遵循的，最好不要自创一套。不然的话，在凡例上写上：“凡涉批校题跋之人，皆作字号，而不用名”。可那能行吗？
版本项的常识也出错。《周易铨》，作“明蓝印刻本”。凡书都是先刻再印，应作“明刻蓝印本”。次序颠倒，殆成笑柄。有些著录则不清楚，如《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一作明刻本，一作明万历年间刻本。二本是否同一版本？看不出，严先生可能没见到，也没有提供其他新的信息。
有些基本著录，如作者项不正规。如《轮?醒世》，作“明人撰写不著姓名”；《绣梓尺牍双鱼》，作“明人编纂不着姓名”，均应作“明佚名撰”或“明佚名辑”。《揭曼硕诗集》，作“燮理傅化校”。什么意思？或是即“傅化校”，而“燮理”是傅的字。
残本充全帙。《无生诀》一卷，此非单刻，应为《仙佛奇踪》八卷中之部分，即残本。《仙佛奇踪》内有长生诠一卷，逍遥墟三卷、无生诀一卷、寂光镜三卷。
卷数的著录，不能以残本的卷数来代替全书的卷数。如《周易本义》（残本）四卷，应作周易本义囗卷，在附注项上说明：存卷一至四。
册数的著录，在图书馆的卡片或编制的书目中，一册就是一册，几册就是几册，从不用“共一册”、“共×册”。一册怎么“共”？多加一个“共”字，就有画蛇添足之嫌。而有的书竟无册数，虽无关大雅，但总是缺了什么。
为何不收“丛书”？是因为量大或子目太多的原因？编者没有说明。清代的善本没有收录是一大缺失，可能是量较大的原因。因此只能说《书录》是宋元明刻本、部分稿本、抄本的汇总。
子部释家类第1371页《一切经》二千五百卷。实际上，此非汉籍，而是日本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日本写经生所抄写，并在1978至1980年时，经日本文化厅组织学者进行审定认可。此当为编者及审稿者不察，将日本写本混入了这本书。
稍微翻了翻，《书录》即有不少小毛病。如若当时请版本学界的编目、鉴定高手把关（一定要高手，或有三四十年专业经验者），或可将讹误减至最低。这些版本学上的著录问题，搞版本研究的专家一看就明白。严先生不能以日本人怎么写，我就怎么抄，正确如否，不关我的事。要知道，一本正规的传统的善本书录，必须有严格的著录方式。
严先生为此书花费了大量时间，也确实不容易。我相信，他在日本看到了不少流落在异域的中国善本书，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国宝”。现在翻了这本《书录》，给我的印象是编著者在日本虽然进出三十多次，但仍有大量的明代善本没有经眼，不然怎么会是卡片式的呢？或许这只能理解为明代的书太多，根本没有时间看，只能是抄自一些藏书单位的各种书目和卡片。
日本阿部隆一有一本《增订中国访书志》，是专门对中国台北地区的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老北平图书馆、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等以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版所作的一次全面调查，那可是认真、一丝不苟的，每部书著录得详细之极。您若一时看不到原书，那他这本书就发挥作用了。日本学者的谨慎不容人不另眼相看。我想，以编著者一个人的力量（且不说他有没有二十年以上的古籍版本方面的专业训练），要想写一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10800种），没有四十年以上的功夫（指全副精力），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话再说回来，没有目验就敢写，一般的学者谁敢？！版本目录是一门科学，熟悉此行的专家，哪个不是有三四十年实践经验的？这不是什么人凭借些微的版本知识（甚或没有）就干得出来的，尤其是这类大工程。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来说，整整干了18年，又集中了多少专家、人力、物力。所以说，此《书录》不能细看，细看就麻烦了。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话一点也不假。
由此想到，教授学者想做自己专业之外的“大工程”，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毕竟非专业人员，虽然题目好、出发点好，也有雄心壮志，可在未打好专业基础时，最好还是谨慎再谨慎。
其实，《书录》的真正价值，只是告诉国内的学者、研究者：日本如今所藏的部分中国珍本古籍有哪些，收藏在何处，而且编著者将极小一部分的珍本，利用他所获得的日方出版的图书资料，或整段地抄录，或利用日方的著录予以汇集。如果日方没有信息可以抄录，那你也就无法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在现今，要想知道在日本收藏的部分汉籍，也只能靠它了，因为您很难看到日方出版的大量书志学图书资料。不过，您在使用它时，脑子里还要绷着一根弦，千万不要让它的那些错误牵着您的鼻子走。
之所以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前阵子和国内的一位教授古籍版本目录学的博士生导师聊天，问起他对《书录》的看法。他说：这本关于在日善本的著述，用起来要特别小心。我以为这是对的。
这本书乃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项目，也就是国家项目。以个人名义申请如此之大的项目，是极不容易之事。当然，《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个题目绝对吸引人，谁看了都会心动。只可惜，外行人做内行人的事，难免错误多多。这也是许多出版人，包括中华书局都没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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